[xxii] 二是立足于党政的名义之别，试图通过打补丁的方式弥合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紧张关系。

监察委员会通过整合相关职权，开创新的权力监督体系，集中化解了上述监察职权分散的问题。2017年1月，这三个省市根据决定相继设立监察委员会，选举产生各自的主任及其组成人员。

行政效能，在西方公共管理理论中称之为政府绩效。而当时的经济体制改革形势，又对纪检监察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二是保护调节作用，监察委员会在依法监察的同时，通过研究如何更好地根据新时代的总方针、政策，针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制定相应的政策界限，发挥政策调节功能。2018年3月宪法修改前，在第89条关于国务院职权、第107条关于地方政府职权中监察概念的语义表达中，存在着将监察等同于行政监察的立宪意涵。以近期监察体制改革为分界，根据宪法上的地位标准，可将1949年至2017年的监察制度界定为政府系统内的行政监察范畴，而2017年以后的监察制度属于自成系统的国家监察范畴。

行政监察机构仅是同级政府的一个组成部门，在行政组织序列上扮演着约束控制的角色，当属系统内部进行自我规制的举措，故可称作同体监督模式。行政效能，应对的是行政管理的效率提升问题，是对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彰显出的质量、效果或效益作出的监督检查。[19] 根据《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5条第1段（e）规定：超过此期限的数据处理只有在如下情况下才能被允许：为了实现公共利益、科学或历史研究目的或统计目的，为了保障数据主体的权利和自由，并采取了本条例第89（1）条所规定的合理技术与组织措施。

同时，在有的情形中，个体又会过度行使自身的某些权利，从而妨碍个人信息的合理流通与使用[41]。通过对海量沉淀的个人信息的二次或多次使用，大数据可以发现隐藏在这些孤立的数据背后的商业价值与公共性价值。这个小组在1973年首先发布了一份公平信息实践准则报告，确立了处理个人数据的五项原则[4]： （1）必须禁止所有秘密的个人数据档案保存系统。[49] 对于个人信息所涉及到的公共领域问题，可以参见：Robert Post. Data Privacy and Dignitary Privacy: Google Spain,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 Shpere[J]. Duke Law Journal,2018. [50] 本文所提出的公平信息实践版本更接近于有的学者所提出的公平信息实践版本，参见：Fred H. Cate。

例如马萨诸塞州制定了关于政府收集个人数据的一般性法律，将公平信息实践作为专门一章[12]。但通过对公平信息实践的基本原理进行反思，可以发现过度强化个体信息赋权并不能有效保护公民个体的相关权益，某些施加于个人信息控制者的责任也并不合理。

当个人信息被转移给其他个人或组织，不论是国内转移还是跨国转移，个人信息的控制者都应当获取个人同意，或者应当采取合理注意义务，采取合理措施保证个人信息的接收者或组织也能以符合上述原则的方式保护信息。个人对于其信息的访问权、更正权等权利[24]。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谷歌对于季节性流感的预测。如果强行要求网站的隐私公告以简单的政策来表述其复杂的实践，那么其结果只能是个体更不能有效地理解信息收集者的隐私政策{7}。

例如对于信息的收集和使用，很多公平信息实践版本都设定了目的限定原则和信息最小化原则。对于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限期储存的必要，参见：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斯·库克耶.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M].袁杰，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44] 第32条规定：在考虑了最新水平、实施成本、处理的性质、处理的范围、处理的语境与目的之后，以及处理给自然人权利与自由带来的伤害可能性与严重性之后，控制者和处理者应当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如下的适当技术与组织措施，以便保证和风险相称的安全水平。如何既合理地使用个人信息，发挥大数据的价值与潜力，又保护个人信息在大数据时代不被滥用？舍恩伯格在其著作中提出了若干范式转换，其中之一即是从个人许可到让数据使用者承担责任。（5）必须确保任何组织在计划使用数据时，其创建、维护、使用或传播可识别个人数据的档案中的数据都必须是可靠的，并且必须采取预防措施防止数据的滥用。

相反地，数据使用者也要为敷衍了事的评测和不达标准的保护措施承担法律责任，诸如强制执行、罚款甚至刑事处罚{15}220-221。在联邦层面，1974年美国隐私法案（The Privacy Act）直接采用了1973年公平信息实践的若干原则[7]。

1980年，欧洲议会通过了有关个人数据保护的《保护自动化处理个人数据公约》(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s with regard to the Automatic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参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7。

在某些情形下，个体应当有权反对对其信息进行的处理。从理论上看，个人信息保护在大数据时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兼顾个人信息的合理利用与保护，这是摆在所有法学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难题。对于确定个人数据是否存在，个人数据的性质，使用个人数据的主要目的，以及数据控制者的身份和常住地，应当有现成的方式来确定。对于现实社会中人们阅读隐私公告的多种调查表明，人们几乎很少真正阅读隐私公告[31]。一方面，公平信息实践应当建立在个体的合理预期基础之上，有限度地赋予公民以相关信息权利，避免信息权利的泛化与极端化。三、个体信息赋权的反思 公平信息实践的关键之一是赋予个体以隐私自我管理的权利，即让公民个体选择是否允许信息收集者收集其个人信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一思想已经成为了很多个人信息立法和学术讨论的基本范式{1}1607-1659。

（7）个人参与原则：个人应当有权：（a）从数据控制者那里得知数据控制者是否有和他们相关的数据。本文对公平信息实践进行了介绍、总结和反思。

[24] 以赋权个体对自身信息控制的方式来促进公民相关隐私权益保护，这起源于信息隐私法的奠基人阿兰·威斯丁（Alan Westin）的思想，威斯丁将首次将隐私界定为个人、群体或机构对自身信息在何时、如何以及在什么程度与他人沟通的主张。2004年制定的《APEC隐私框架》规定了信息隐私的九项原则[20]： （1）预防损害：基于个人对于隐私的正当期待，应当设计个人信息保护以避免对此类信息的滥用。

尽管不同版本的公平信息实践都提到了可责性原则，但它们对于信息控制者所施加的限制并不相同。（3）可访问性：网站应向消费者提供对网站收集的关于他们的信息的合理访问，包括审查信息和纠正不准确或删除信息的合理机会。

但在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公平信息实践版本中，此类限制则并不存在。（b）在提供关于其身份的足够证据的情形下，要求以如下方式告知他们：i．在一定的合理时间内。五、迈向大数据时代的公平信息实践 通过对公平信息实践的介绍、归纳与反思，本文的基本结论已经较为明显：这就是公平信息实践总体上为个人信息保护奠定了良好的制度框架，但公平信息实践的某些版本和某些基于公平信息实践的立法也存在不符合个人信息保护原理的情形，尤其可能不符合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的合理利用与保护。（2）必须确保个人了解其被收集的档案信息是什么，以及信息如何被使用。

此外，强化个体赋权可能导致个体无法获取有效服务、制定良好公共政策、实现合理信息流通。合理使用与流通：个人信息的收集不应当妨碍社会信息的合理使用与合理流通，当个人信息的收集与使用超出个体合理预期但符合社会公共利益时，应当优先考虑社会公共利益，在考虑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限定个人信息的收集与使用。

就个体控制自身信息的手段而言，个体在面对信息收集者收集个人信息时经常遇到的就是告知-选择（notice-choice）框架，即面对网站等信息收集者的告知而选择同意或拒绝其个人信息被收集{4}。（c）确保他们信息的准确性，而且在恰当情况下予以纠正、完善、修改或删除信息。

就社会而言，个人信息的合理流通是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关键，缺乏个人信息的合理流通，社会就不可能进行有效交流，形成合理有效的社会规范{9}。个体没有足够的时间阅读此类枯燥的隐私公告[29]。

（5）使用限制原则：在档案保存的机构内，对个人相关信息的使用应当有限制。在大数据时代，如果严格按照目的限定原则来要求收集数据，那么信息或数据就会成为一个个孤岛，并不能集合起来发挥大数据的价值。此外，隐私保护学习委员会报告还将公平信息实践的原则从五项扩展至八项[6]： （1）公开原则：必须禁止所有秘密的个人数据档案保存系统，而且机构应当设立个人数据档案的保存政策、实践和系统的公开政策。为了更有效地发挥公平信息实践的指引性作用，本文提出了新版本的公平信息实践

（德）弗里德赫尔穆·胡芬：《行政诉讼法》，莫光华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587页。因此，本文不用构成要件效力来指行政行为对同一机关在后续程序所作行政行为的拘束效力。

[65] Vgl. Antonius Kreft, Die Bindung des Zivilrichters an Verwaltungsakte, Dissertation Göttingen 1928, S.54; Walter Jellinek(Fn.23), S.16 ff.; Ernst Forsthoff (Fn.23),S.105 f.直至现在，部分著作也会同时在权力分立以及行政行为效力两个部分中讨论构成要件效力，Vgl.Eisenmenger (Fn.27),§ 20 Rdn,53 ff, § 48,Rdn.40. [66] Jörn Ipsen (Fn.32), 169(177). [67] Vgl. Meinhard Schröder, Verwaltungsrecht als Vorgabe für Zivil- und Strafrecht, VVDStRL 50(1991),S.222. [68] 林佳和：行政法与私法：私法形成之行政处分、合法化效力与构成要件效力，《月旦法学教室》第151期（2015年5月），第3页。[115] Hans D.Jarass, Verwaltungsrecht als Vorgabe für Zivil- und Strafrecht, VVDStRL 50(1991), S.257 ff. 作者简介：王世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与之相对，禁止偏离意味着其他国家机关处理事项已被行政行为所调整时，须受到已存在行政行为的拘束，不得偏离行政行为的规制内容，进而作出与之相悖的判断，从而确保法律行为之间没有矛盾。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可能有助于问题解决的构成要件效力本身，理论界却缺少足够的关注。